抗戰記憶的童年書寫與精神傳承

文/柳偉平

方冠晴的長篇兒童小說《二月謠》以抗日戰爭時期的鄂東地區為背景，依據1938年黃梅少年抗日先鋒隊搗毀日軍機場的真實事件而創作，講述12歲少年板栗為尋找被日軍抓走的父親，與斷臂的戲班班主之女谷雨、家園被毀的少年三壯在淪陷區相遇，三人親歷日軍暴行，最終參與抗日洪流的故事。小說以兒童成長、戰爭記憶與地方文化的深度交融，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戰爭題材兒童文學書寫。

01.成長、記憶與傳承：兒童視角下的戰爭敘事

劉緒源曾將戰爭題材兒童小說分為兩種模式：一是“孩子的戰爭”，包括《小兵張嘎》（徐光耀）、《閃閃的紅星》（李心田）等，寫兒童在具體戰爭事件中的所作所為；二是“戰爭中的孩子”，包括《少年的榮耀》（李東華）、《滿山打鬼子》（薛濤）、《白棉花》（黃蓓佳）等，寫戰爭環境中兒童的生活狀況。《二月謠》則介于兩者之間，前半部寫“戰爭中的孩子”，后半部寫“孩子的戰爭”，以兒童本位的視角，細膩展現戰爭對童年世界的撕裂與重塑，其核心是三個孩子的心靈成長。板栗本是受奶奶呵護的農家少年，卻因親人遇害，而被迫背負復仇使命。日軍的暴行點燃了他內心的仇恨，而丟失了林姐用生命換來的地圖，則引發他內心巨大的愧疚，從而促使他深入敵境，重繪地圖，完成了從復仇者向主動擔當的抗戰志士的轉變。三壯憨厚遲鈍，戰爭摧毀家園后只求“活著”，而地圖丟失事件帶來的自責，促使他反思自身價值，最終在參與繪制地圖和營救行動中找到了奉獻之路，實現從懵懂到覺醒的成長。谷雨目睹父親被炸死，其復仇意志最為堅定。她與板栗的情誼及照顧二月的行為，都彰顯了其內心的成長與擔當。三位主人公的成長歷程，也是戰爭記憶的文字傳承過程。作者通過他們的視角，為那段被塵封的歷史增添了鮮活的細節，讓今天的兒童能夠觸摸到歷史的溫度，理解和平的珍貴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這是一部具有歷史價值的記憶文本

02.深層敘事結構與情緒驅動力

作者深諳故事寫作技巧，在小說里埋藏著一個深層敘事結構，即神話、民間故事、童話等敘事作品里萬變不離其宗的基本敘事結構，符合讀者的閱讀期待。小說可分八個部分，按照時間邏輯，首尾相接，環環相扣，組成一個“ 初始世界（田園）→顛覆（日軍入侵）→迷失（個人復仇執念）→覺醒（集體抗爭）→重建（精神家園）”的核心結構閉環。

正如莉薩·克龍所說，“故事無關外部事件，而是關乎內心”，《二月謠》的故事結構并非來自機械地編排，而是靠情緒來驅動敘事，故而能將讀者卷入其中。第一種關鍵情緒是仇恨。第二種關鍵情緒是愧疚。這些情緒的背后，深藏的是孩子們對親人、家國的深愛。仇恨與愧疚的交織，使他們的行動超越冒險，成為肩負使命的抗爭。這種情感轉變讓敘事邏輯更堅實，使讀者深刻理解其行為動機，也極大增強了故事的感染力與說服力。

03.地方風俗與情節的深度交融

《二月謠》中融入了豐富的鄂東風俗元素，并與情節緊密相連，成為重要的敘事基因。小說將大別山脈的飛虎嶺、黃梅西池塘、二套口機場等地理元素融入情節，為作品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和空間的真實感，其中古塔的多次出現極具象征意義，13 層的八角石塔既是百姓躲避空襲的物理空間，也是一座精神燈塔——當日軍驚嘆“這座千年古塔的結實，怎么也炸不塌”時，作者顯然是通過建筑的不屈來隱喻中華民族的堅韌。此外，榨桐油、捉知了猴、煨砂罐粥、吃蘆葦根等民俗細節，既是兒童戰時生存技能，也是聯結鄉土認同的精神臍帶。

小說中最重要的民俗元素是童謠《二月謠》，這首民謠的三次改編、五次嬗變貫穿整部小說，成為全書的情緒路標。此外，黃梅戲作為當地重要劇種，也參與了小說的敘事。

總之，《二月謠》以兒童視角書寫抗日戰爭，通過情緒推動的敘事和地方風俗的深度融入，成功地塑造了三個在戰火中成長的少年形象，為抗戰記憶保存了最具生命溫度的版本，既讓我們看見中國兒童如何在戰火中唱響永不言敗的“二月謠”，也讓我們反思戰爭的殘酷——小說開頭飛虎嶺中炊煙裊裊、陽光浸染、鳥兒啁啾的安詳場景，在敵后的大古嶺中再次出現，這種日常人間生活的美好恬靜，才是兒童該有的生活環境。

▲ 本文刊發于2025年7月18日《中國出版傳媒商報》第19版